第三版：教育在线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建设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基本上反映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又因为二者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且向对方延伸，从而决定了在一些领域和内容上的交叉。正是这样的原因，需要我们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厘清各自的边界。这对于更好地从理论上弄清党中央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非常重要，对于全党乃至全社会更加自觉地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同样重要。
分析来看，二者存在根本上或目的上的一致性，即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方面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差异而决定了区分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必要性、重要性。
首先，两种提法产生的时间、背景和方式存在差异。“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这段严谨而又全面表述中可以看出，“五位一体”是基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奋斗目标，进行的一种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的政治行为。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底基层调研过程中分两次提出来的。一次是他到福建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内含“三个全面”。此后，他到江苏调研，又特别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将其与小康社会建设和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放到一起来，因此有了“三个全面”向“四个全面”的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一丰富发展提升了战略布局的高度、宽度和力度。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设计，最根本特点是党的领导，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党领导一切，那么其使命责任也不可替代，其执政能力必须无可比拟，没有从严治党，并且是“全面从严”，断无可能达成这样的能力水平。
如果更加深入地探究“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深化。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从中可以看出思想体系源于实践，并且具有内生性和严谨的逻辑关系，决非拍脑袋，凑观点。更重要的是，从中还可以感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历程。
其次，“两个布局”在不同维度展开。“五位一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重点着力的方面，或者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所要达到的水平。换言之，诸方面的建设水平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还可以说，只有实现了“五位一体”，我们才敢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在正确而又宽广的大道上。
“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基于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展状态，着眼执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从战略高度作出总体判断和筹划。某种意义上，是站在历史和时代交叉点上，找寻治党治国方略，探寻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与突破口。因此，只要在几个方面发力，并且取得成效，我们确立的发展目标就能够得到实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四个全面”较“五位一体”更富个性色彩，发力更鲜明，成效更明显。
再次，“两个布局”的形成方式和过程有所不同。总体布局是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依据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起来，因而折射出党的自我提升的过程和高度。包括十六大报告提出“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到了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实现了三次跃升。
战略布局也走了一个逐步丰富发展的过程，内含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思想和理念，遵循的是实践中探索，探索中实践，或者说实践到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规律，因而更能取得成果。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是理论根植于实践，因而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所在。
（作者：公方彬 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