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父城·故事
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司士选铜钱妙计雕塑 资料图
司士选，宝丰马渡街人。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宫选洧川县训导，继升任南阳府教谕。告老还乡后，酷爱文艺，被乡里推举为“十三马街书会”会首。他任会首期间，善举措、兴书会，力倡村民盛待艺人。同治二年（1863年）赶会艺人很多，村民为赶会艺人多少打赌，输赢难定。司会首计上心头，令人在火神庙香案前放一大斗，让赶会艺人都到火神庙进香火钱，每人只许投一枚铜钱入斗。会后，数数为两串七百钱，说明当年赶会艺人为二千七百人。司会首巧用“铜钱入斗法”妙算赶会艺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如今，该故事以群雕的形式在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展出。
杨庄镇马街村东三余里应河岸边有一座火神庙。自古以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三，特别是正月十三当日，有众多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在火神庙旁的田野里调弦弄管、展场亮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农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
马街书会是何时形成的，她又有着怎样的神奇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说书艺人年复一年朝圣般齐聚一地赶会亮艺？一直以来，在我县及周边地区，流传着许多有关马街书会的神话般传说。
一、马街书会“十说”辨析
有关书会的起因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传说有悼师、穰灾、颂德、还愿、会艺、除恶、祭祖、祈雨、度荒、皇恩等10余种。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细究起来，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颂德说”“会艺说”的谬误。“十说”中的颂德说和会艺说对应的是应国大夫张舒。据说张舒琴技高超，喜爱弹唱，有弟子数百人，艺友不计其数，四海之内皆有知音。又传张舒乐善好施，矜贫救厄，治理应河水患，深受乡人敬爱，后高年死于正月十三。后人为缅怀其恩德，每年此日涌至墓前祭拜，其弟子与天下艺友也致哀献艺。彼时，应水河畔，火神庙前，游人如织，数日不断，日久天长遂成马街书会。但应国时期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彼时有否马街村落亦未可知，况且应国所处的西周属奴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士大夫不可能与平民一起共乐。应国于公元前723年被郑国灭后，并未留下史料，史书对应国的记载也寥寥无几，那么，应国大夫张舒从何而来？
（二）“皇恩说”中的历史问题。“东汉中兴前夕，昆阳之战期间，王莽撵刘秀至此，汉军得以抢渡应水，转败为胜……为嘉奖战难时乡民艺人相助之举”云云，“以救驾之日为会期，年年起会，感念皇恩，延续至今。”
昆阳之战发生在新莽地皇四年，淮阳王刘玄大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而马街东三里应河火神庙正月十三会期与昆阳之战时差半年之久。《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更始元年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今北舞渡）、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许昌、禹州一带）复与严尤、陈茂合。……光武将数千兵檄之于阳关（地名：阳关聚在颖水东南，地在洛州阳翟县西北），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莽军）遂围（昆阳城）之数十重……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阵乱，弃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和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风雨，屋瓦皆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滍）水逃去。
据此看来，不仅时间上对不上，且汉光武帝刘秀当时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昆阳、定陵、郾城以及颍川等地，并未涉及滍水上游的应水一带，因而正月十三刘秀渡应水、马街村民救驾之事应属讹传。
（三）“穰灾说”“祈雨说”的神秘色彩。“穰灾说”。古代应河常泛滥成灾，人们认为是黑龙潭的妖怪所致，就在河边建一座火神庙。因火神生日是正月初七，每年正月初七前来朝拜者众多，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来给火神爷烧香上供磕头。后来不少说书艺人也来卖唱，久而成书会。
但是，穰水灾是应该拜水神的，比如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又比如长江两岸的人们祭拜龙王，沿黄河的人们祭拜河神。拜河神、建塔避河妖是旧时人们面对水灾的无奈之举，与火神有何相干？历史上建火神庙的多半是基于对火的畏惧。过去的建筑多半是木结构，极易遭受火灾，建火神庙就是希望得到火神庇佑。马街火神庙存《修葺火神庙碑记》云：“人无不赖火以利用。斯火之功于历代有济于民生者……”火神即民之福神。
“祈雨说”更是无稽之谈。当时马街及周边民众祈雨之地在鲁山县蛮流村的龙王庙，哪有在火神庙向火神求雨之理。
其余几说内容与“穰灾说”和“祈雨说”基本相似。比如“还愿说”，说的是马街村内一家大户为避灾祈福，于正月十三写书还愿；“除恶说”出自鲁山县作者樊广志虚构于《马街书会演义》中的神话故事；“渡荒说”是讲艺人们在荒年为渡饥荒聚而成会。可是，马街书会无论丰年灾年皆如常举行，从未间断。若说渡荒，必是避灾趋丰，说书艺人纵不会选择正月十三这个特定的日子，不辞辛苦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祭祖说”是说马街村一位大鼓书艺人过世后，其弟子年复一年前来祭拜形成庙会。但问题是，河南大鼓书是在山东大鼓的影响下形成于清末民初，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马街书会在此前就早已存在，实难为信。
凡此种种，不多赘述。
二、马街书会始于元代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十说”中有一定分量的当属“悼师说”了。河南省曲协的任骋、马凌怡在1988年撰写的《十三马街会初考》中谈道：马德平属开天辟地第二辈，死于正月十三。徒子徒孙们年复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唱戏祭拜，马街会就越闹越大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省曲协的马街书会调查报告中说，马德平在三皇会中为“德”字辈，排行第二，辈数最高。2016年宝丰县文化广电局主编的《宝丰文化志》也说，马街书会缘于元朝中期马街三弦书艺人马德平仙逝，“徒弟们都来悼念他，并许下愿，每年这一天来纪念他，唱一天书。这样年复一年，相沿成习，遂成传统的马街书会。”
另据1996年版《宝丰县志·文化篇》载：“马街书会，俗称十三马街书会。在县城南马街村举行……据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记载，此会源于元延祐年间（1316），迄今已近700年。”《宝丰县志》“宝丰文化现象”篇说：据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广严禅寺碑记》载：该寺“实创始于宋（应为元）延祐二年，向后废而复兴者几……有庙就有会，书会随庙会而生则顺其自然。因此，可以断定，马街书会起始不迟于元代。”《宝丰文化志》亦说：“据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广严禅寺碑记》记载：宝丰县治南十里，有居民所聚之地曰马渡店，中有古寺曰广严禅寺，实创于宋（应为元）延祐二年（1315年）向后废兴者几……”
这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在元代统治阶级对中原地区的严酷统治下，民间说唱艺术是否有生存的空间；二是《重修广严禅寺碑记》是不是马街书会朔源的重要依据。
长期从事曲艺史研究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曲艺理论家陈汝衡，在其著作《说书史话》中有这样的阐述：
蒙元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汉民族的反抗，就建立了广编的驻兵区，据记载，在江南三行省里便有六十三处驻兵区。其他军事要冲之地，如河洛、山东一带所驻的全是嫡系蒙古军。所有民间马匹武器都被强迫交给政府，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在戒严期间，夜里不许通行，禁止点灯……元代的吏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吏治。
蒙元统治者极度害怕汉族民众的团结反抗，因此也害怕与其中密切相关的说书艺人。因为在说书场合里可聚集市民阶层，而唱说民间故事，可产生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的煽动性效果。因此，元蒙统治阶级对说书艺人采取压迫、禁止、摧残的严酷手段进行禁止。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第五十三条“刑法”云：“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虐，并禁治之。”
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搬词》条说：“至元十年（1274）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呈：河南、河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外，本司看详；除采籍正式乐人外，其余农人、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并行禁约，都省准呈。”
又《元典章》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条云：“在都唱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印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令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上禁行。”
《元典章》四十一《刑部三：谋反乱言平民作歹》条载，元武宗至大三年，有回回农民木八剌，因贪图官赏，告发汉族说书艺人讲唱说“达达家（蒙古）统治将终，赵官家来治国”的“幼小听得妄传词话。”栽赃陷害汉人。元蒙统治阶级借助政治力量和残酷的禁令，禁止汉族说书艺人在民间的说唱活动，使许多说书艺人和词话作品遭到打压和禁止。
查阅《河南地方史志编纂手册》中国历代人口统计与河南省人口比例一节，以元代为基点对比其前宋后明两朝，不难看出，元代河南省人口数字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比如：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河南为288万，而到了元代至元27年（1291）猛减到81万，到明洪武十四年又增加到了189万。这些数字也说明了元代统治的异常严酷。
综上，由于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祥和的社会环境，马街书会起始于元代的说法也很欠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