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父城·故事
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司士选铜钱妙计雕塑 资料图
司士选，宝丰马渡街人。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宫选洧川县训导，继升任南阳府教谕。告老还乡后，酷爱文艺，被乡里推举为“十三马街书会”会首。他任会首期间，善举措、兴书会，力倡村民盛待艺人。同治二年（1863年）赶会艺人很多，村民为赶会艺人多少打赌，输赢难定。司会首计上心头，令人在火神庙香案前放一大斗，让赶会艺人都到火神庙进香火钱，每人只许投一枚铜钱入斗。会后，数数为两串七百钱，说明当年赶会艺人为二千七百人。司会首巧用“铜钱入斗法”妙算赶会艺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如今，该故事以群雕的形式在中华曲艺展览馆前展出。
杨庄镇马街村东三余里应河岸边有一座火神庙。自古以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三，特别是正月十三当日，有众多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在火神庙旁的田野里调弦弄管、展场亮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农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
马街书会是何时形成的，她又有着怎样的神奇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说书艺人年复一年朝圣般齐聚一地赶会亮艺？一直以来，在我县及周边地区，流传着许多有关马街书会的神话般传说。
一、马街书会“十说”辨析
有关书会的起因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传说有悼师、穰灾、颂德、还愿、会艺、除恶、祭祖、祈雨、度荒、皇恩等10余种。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细究起来，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颂德说”“会艺说”的谬误。“十说”中的颂德说和会艺说对应的是应国大夫张舒。据说张舒琴技高超，喜爱弹唱，有弟子数百人，艺友不计其数，四海之内皆有知音。又传张舒乐善好施，矜贫救厄，治理应河水患，深受乡人敬爱，后高年死于正月十三。后人为缅怀其恩德，每年此日涌至墓前祭拜，其弟子与天下艺友也致哀献艺。彼时，应水河畔，火神庙前，游人如织，数日不断，日久天长遂成马街书会。但应国时期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彼时有否马街村落亦未可知，况且应国所处的西周属奴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士大夫不可能与平民一起共乐。应国于公元前723年被郑国灭后，并未留下史料，史书对应国的记载也寥寥无几，那么，应国大夫张舒从何而来？
（二）“皇恩说”中的历史问题。“东汉中兴前夕，昆阳之战期间，王莽撵刘秀至此，汉军得以抢渡应水，转败为胜……为嘉奖战难时乡民艺人相助之举”云云，“以救驾之日为会期，年年起会，感念皇恩，延续至今。”
昆阳之战发生在新莽地皇四年，淮阳王刘玄大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而马街东三里应河火神庙正月十三会期与昆阳之战时差半年之久。《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更始元年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今北舞渡）、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许昌、禹州一带）复与严尤、陈茂合。……光武将数千兵檄之于阳关（地名：阳关聚在颖水东南，地在洛州阳翟县西北），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莽军）遂围（昆阳城）之数十重……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阵乱，弃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和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风雨，屋瓦皆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滍）水逃去。
据此看来，不仅时间上对不上，且汉光武帝刘秀当时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昆阳、定陵、郾城以及颍川等地，并未涉及滍水上游的应水一带，因而正月十三刘秀渡应水、马街村民救驾之事应属讹传。
（三）“穰灾说”“祈雨说”的神秘色彩。“穰灾说”。古代应河常泛滥成灾，人们认为是黑龙潭的妖怪所致，就在河边建一座火神庙。因火神生日是正月初七，每年正月初七前来朝拜者众多，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来给火神爷烧香上供磕头。后来不少说书艺人也来卖唱，久而成书会。
但是，穰水灾是应该拜水神的，比如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又比如长江两岸的人们祭拜龙王，沿黄河的人们祭拜河神。拜河神、建塔避河妖是旧时人们面对水灾的无奈之举，与火神有何相干？历史上建火神庙的多半是基于对火的畏惧。过去的建筑多半是木结构，极易遭受火灾，建火神庙就是希望得到火神庇佑。马街火神庙存《修葺火神庙碑记》云：“人无不赖火以利用。斯火之功于历代有济于民生者……”火神即民之福神。
“祈雨说”更是无稽之谈。当时马街及周边民众祈雨之地在鲁山县蛮流村的龙王庙，哪有在火神庙向火神求雨之理。
其余几说内容与“穰灾说”和“祈雨说”基本相似。比如“还愿说”，说的是马街村内一家大户为避灾祈福，于正月十三写书还愿；“除恶说”出自鲁山县作者樊广志虚构于《马街书会演义》中的神话故事；“渡荒说”是讲艺人们在荒年为渡饥荒聚而成会。可是，马街书会无论丰年灾年皆如常举行，从未间断。若说渡荒，必是避灾趋丰，说书艺人纵不会选择正月十三这个特定的日子，不辞辛苦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祭祖说”是说马街村一位大鼓书艺人过世后，其弟子年复一年前来祭拜形成庙会。但问题是，河南大鼓书是在山东大鼓的影响下形成于清末民初，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马街书会在此前就早已存在，实难为信。
凡此种种，不多赘述。
二、马街书会始于元代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十说”中有一定分量的当属“悼师说”了。河南省曲协的任骋、马凌怡在1988年撰写的《十三马街会初考》中谈道：马德平属开天辟地第二辈，死于正月十三。徒子徒孙们年复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唱戏祭拜，马街会就越闹越大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省曲协的马街书会调查报告中说，马德平在三皇会中为“德”字辈，排行第二，辈数最高。2016年宝丰县文化广电局主编的《宝丰文化志》也说，马街书会缘于元朝中期马街三弦书艺人马德平仙逝，“徒弟们都来悼念他，并许下愿，每年这一天来纪念他，唱一天书。这样年复一年，相沿成习，遂成传统的马街书会。”
另据1996年版《宝丰县志·文化篇》载：“马街书会，俗称十三马街书会。在县城南马街村举行……据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记载，此会源于元延祐年间（1316），迄今已近700年。”《宝丰县志》“宝丰文化现象”篇说：据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广严禅寺碑记》载：该寺“实创始于宋（应为元）延祐二年，向后废而复兴者几……有庙就有会，书会随庙会而生则顺其自然。因此，可以断定，马街书会起始不迟于元代。”《宝丰文化志》亦说：“据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广严禅寺碑记》记载：宝丰县治南十里，有居民所聚之地曰马渡店，中有古寺曰广严禅寺，实创于宋（应为元）延祐二年（1315年）向后废兴者几……”
这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在元代统治阶级对中原地区的严酷统治下，民间说唱艺术是否有生存的空间；二是《重修广严禅寺碑记》是不是马街书会朔源的重要依据。
长期从事曲艺史研究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曲艺理论家陈汝衡，在其著作《说书史话》中有这样的阐述：
蒙元统治阶级为了镇压汉民族的反抗，就建立了广编的驻兵区，据记载，在江南三行省里便有六十三处驻兵区。其他军事要冲之地，如河洛、山东一带所驻的全是嫡系蒙古军。所有民间马匹武器都被强迫交给政府，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在戒严期间，夜里不许通行，禁止点灯……元代的吏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吏治。
蒙元统治者极度害怕汉族民众的团结反抗，因此也害怕与其中密切相关的说书艺人。因为在说书场合里可聚集市民阶层，而唱说民间故事，可产生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的煽动性效果。因此，元蒙统治阶级对说书艺人采取压迫、禁止、摧残的严酷手段进行禁止。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第五十三条“刑法”云：“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虐，并禁治之。”
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搬词》条说：“至元十年（1274）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呈：河南、河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百人，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外，本司看详；除采籍正式乐人外，其余农人、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并行禁约，都省准呈。”
又《元典章》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条云：“在都唱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印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令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上禁行。”
《元典章》四十一《刑部三：谋反乱言平民作歹》条载，元武宗至大三年，有回回农民木八剌，因贪图官赏，告发汉族说书艺人讲唱说“达达家（蒙古）统治将终，赵官家来治国”的“幼小听得妄传词话。”栽赃陷害汉人。元蒙统治阶级借助政治力量和残酷的禁令，禁止汉族说书艺人在民间的说唱活动，使许多说书艺人和词话作品遭到打压和禁止。
查阅《河南地方史志编纂手册》中国历代人口统计与河南省人口比例一节，以元代为基点对比其前宋后明两朝，不难看出，元代河南省人口数字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比如：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河南为288万，而到了元代至元27年（1291）猛减到81万，到明洪武十四年又增加到了189万。这些数字也说明了元代统治的异常严酷。
综上，由于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祥和的社会环境，马街书会起始于元代的说法也很欠妥。
另外，上述资料中特别提到了广严禅寺和《重修广严禅寺碑记》，并以此作为马街书会延续700多年的重要依据，但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马街书会是以应河边的火神庙为中心展开的，广严禅寺则位于马街村内，二者相距三里有余。再者，《重修广严禅寺碑记》主要记录了该寺的兴废史，并未言及应河火神庙说书会。若此，清嘉庆二年《宝丰县志·金石志》记载的北齐天统四年（568年）马渡街佛教寺《石造像碑记》距今已有1450余年历史，是否也能作为马街书会之历史呢？可见，以广严禅寺的修建时间来确定火神庙正月十三说书会的起始时间不妥。
查阅了一些古籍资料和历史事件记录，笔者认为，马街书会极有可能源自唐代，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三、马街书会形成的宗教文化背景
（一）庙会的产生。关于庙会，1980年版《辞海》这样解释：“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京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形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乡物资，满足人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庙会的源泉在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在远古时期，祭祀是人们生活中一件经常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祭祀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如进献供品、演奏音乐、举行仪式等，这种为祭祀神灵而产生的集会可以看作是后世民间庙会的雏形。实际上，从“庙会”二字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点，“庙”最初就是指供奉神灵尤其是祖先神灵的建筑。
与其他民俗一样，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色彩。秦代，庙会的内容单一而稳定，即祭祀祖先与神灵。东汉末期，道教开始初步形成，庙会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内容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色彩，各种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西京杂记》描述了当时的祠庙祭祀习俗：“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醖，太牢”“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几乎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到了唐代，两教均达到了全盛时期，对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出现了诸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后来这些宗教仪式慢慢加入了舞蹈、戏剧、出巡等娱乐内容，不仅吸引了信众，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着中心位置。道教文化经过帝王们的倡导更加迅速繁盛起来，庙会亦应运而兴。
（二）盛极一时的唐代道宫道观建设。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年间，是唐代道教发展的高峰期。当时不仅各州及五岳均建有太清宫和道观，而且在皇宫内也建有长生殿（亦名“集灵台”），以祀天神。在长安城内的崇玄馆，专门设置了大学士一职，由宰相兼任，统领两京的玄元馆和道教宫、观的宗教事务；各州的道教宫、观，则由当地的长官或节度使兼领。由此可见唐玄宗对道教的重视程度。
随着道教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大发展，道宫、道观的数目激剧增加，道士和女冠的人数也成倍增长。在唐代前期，公私新建和改建的道宫、道观很多。据《唐会要》卷五十《观》篇记载，在西京长安著名的宫、观有：太清宫、龙兴观、昊天观、东明观、弘道观、太清观、兴龙观、景龙观、福唐观、金仙观、玉真观、仪坤观、都玄观、安国观、玄都观、三洞观、清虚观、天长观、崇真观、兴唐观、昭成观、九华观、玉芝观、新昌观、华封观、玄真观、福祥观和奉天宫等28处。这些宫、观，或由朝廷兴筑，或由王府、公主故宅、大臣故宅改建，规模都很宏大，建筑多为宫殿式。在东京，著名的宫、观有太微宫（本玄元皇帝庙）。在登封县嵩山，有隆唐观、嵩阳观（以北魏所建嵩阳寺改）、太乙观，规模也很大。除太微宫为宫殿式外，其余略同于佛寺。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五岳，各有真君祠，各州都建有紫极宫，以及大、小道观。这些宫、观规模都比较小。另外，当时不仅有道士的道宫、道观，而且有女冠的道观，如西京的太平观、太清观、金仙观、玉真观、都玄观、安国观、昭成观、新昌观、华封观，都是女冠观；而奉天宫（在河南府登封县城道士观）、金阙亭（在长安女冠观），是专门度皇族和皇宫后妃宫女的。
高宗弘道元年（683），规定上州官府建观3座，中州2座，下州1座，至玄宗，道观建筑基本没有限制。据《唐六典·祠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宫、观1687所。马街应河岸边的火神庙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三）唐代道教乐舞对说唱音乐的深刻影响。唐代是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面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统治者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促进了民族音乐的大融合，道教音乐走进皇宫，与宫廷音乐巧妙结合，音乐风格呈现多元化。南京艺术学院传媒舞蹈学院副教授张素琴，在《唐代宫廷乐舞<上元乐>中的道教元素》中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宫廷乐舞的高峰时期，不仅具有严整的雅乐祭祀乐舞，而且构建了完备的燕乐体系，其乐舞构建接纳和借鉴了大量的佛道文化因素，如《菩萨蛮》《上元乐》《紫极舞》等。据新、旧唐书等典籍记载，唐皇室以道改乐和因道创乐（舞）的历史有数次，在玄宗时期达到高潮。一方面将已有的宫廷乐舞改为道调或延请道士创作道教乐舞，另一方面将各乐舞类型进行融会，如开元二十四年，“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卷22“礼乐志”）等，成为独特的乐舞文化现象。
以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代表的皇家士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老子，因而以老子所在的“李”姓士族阶层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老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正统思想——道家思想为根基，奠定了唐朝皇家士族统治地位与大唐帝国盛世的根基。他们自认是老子李聃后裔，尊老子为国祖，将道教定为国教，道家学派的思想处于被尊崇和核心的地位。皇宫的乐工们制作了大量所谓的道调，即一般意义的富有道教神仙色彩的道曲。《新唐书》卷21《礼乐志》记：“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皇宫内专门有人收集和整理道教经籍，唐玄宗时编撰了第一本道藏《开元道藏》。
为了体现李唐统治的神圣化，统治者在全国大规模建立道观，以致全国上下宫观林立、信徒众多，为道教音乐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四节《道教的流行》中说：唐高祖李渊认道教宗主李耳为始祖，尊道教为国教，以道教“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为治国纲领。唐太宗李世民637年下诏，男女道士位高于僧尼之上；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大兴道教，教人画老子像分送全国道观庙宇。这样大规模地提高道教地位，促使全国道教庙观林立，男女道徒大量增加。
这种独特的环境，促进了道观里的变文讲唱——我国说唱音乐始祖的正式形成，这种变文讲唱在很多记载中称为“俗讲”。变文的文体是韵散间用的长篇叙事体，韵文部分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三”句式或五言等。这种文体与诗不同，它的文字通俗，平仄不严，用韵较宽，散文部分为通俗的白话。这些特点都为后世的弹词、宝卷和鼓词等形式所继承。变文的实地说唱情景，在唐代赵璘的《因话录·卷四》中有载。变文讲唱的内容，有道教故事，有民间传说，还有历史故事，如《舜子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唐代的说唱音乐除了变文讲唱以外，还有民间的说书，这些只流行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如有的艺人说《一枝花》，还有的说《三国》故事等。到了宋代说唱音乐已趋于成熟，元明时期继续发展，至清代达到空前兴盛，成为遍及全国有数百个曲种的形式。
四、唐代道教说唱文化成就了名扬天下的马街书会
1988年河南省曲协任骋和张凌怡在宝丰马街调研时，采访了郏县著名说书艺人王树德（艺名叫王结子）。王树德讲，唐朝时期佛、道两教同处共生，朝廷到处建庙宇。由于自古就有民众祈福还愿的习俗，人们若遇病、灾等难处，都会去庙宇烧香许愿、还愿，还愿时会请来艺人根据许愿内容说唱“愿书”。马街书会即因此而起。
有这样一个故事：
书会东侧的新寨村原名“新农村”，俗称“新寨”，兴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寨南门内的东栏马墙边曾住着一户姬姓人家，户主姬保堂，原籍张八桥镇西火山村，生于1920年。姬保堂十三岁那年乞讨至应河火神庙，被老道收留，后在新寨成家落户。
在火神庙生活的十余年里，姬保堂听老道讲了许多道教故事，其中包括火神庙和庙会的往事。据说火神庙原先叫通仙观，属于皇家祠庙。现在火神庙北边一畛地处（今中华曲艺展览馆）那两大堆砖头、石块、瓦砾就是通仙观遗迹。这两堆东西自古就存在于新寨村西300米处田地中央，只因相传是神庙的东西，始终没人敢动。直到2013年、2016年县里建曲艺馆和曲艺交易中心大楼时才分两次移走。
据说，通仙观里奉侍着老子圣像和火神祝融，有百名道士，教习道经、道韻、歌舞等。这一年秋冬季节，龙兴县唐县令来到通仙观传朝廷诏谕：洛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州县都要派遣演唱团队到洛阳汇演。道长挑选30名精明而有学识、通道韵的道士，用南方道韵谱曲元结所作《补乐歌十章》，以长萧、横笛伴奏，加紧排练。正月十三那天，道士们头戴黄冠帽，身穿道袍，足蹬云履，手抱渔鼓，用十支横笛、长箫伴奏、渔鼓击节，边唱边舞，赢得满堂彩，受到唐王褒奖并御赐手书匾额“发扬光大”。此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自此之后，各地庙观派遣道教弟子，到火神庙拜师学唱道曲。那些出师的道士每年都要带着徒弟前来归宗拜祖。因为是正月十三受唐王封赏，这一日也就成为唱曲道士的朝圣之日。来的人多了，就各自在庙外的田地东一聚西一伙地说唱起道情、弹词、三弦、大鼓等，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远近村民也会来听戏，渐渐就有了庙会。
刘兰芳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
小艺人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
史书记载的有关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故事：
《新唐书·元德秀传》载：“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市颇言且第胜负，加赏黜。”另据明万历《汝州志·官师志》：唐元德秀，“字紫苓，河南人。少孤，事母孝。母亡庐墓。天宝中为鲁山令。……玄宗在东都，命三百里内守令各以声乐集，德秀惟乐工数十联袂歌芋蔿，帝叹曰：贤人之言哉……”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该书第十二又载：“帝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贞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绹制《景云》《九真》《紫极》《长寿》《承天》《顺天》六乐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可见，唐玄宗时期道教歌舞已经发展到高峰。
马街书会真正的起源究竟如何，有待历史学家和相关学者进行深入考证。但正月十三的应河火神庙，自唐宋以来延续千年经久不衰，仅靠某一说书艺人和几个门徒是难以实现的。她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依托了唐王朝尊儒崇道、儒道融合的文化基础。同时，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历史，也为庙会说唱文化打下了牢固根基，形成了艺人们崇圣拜祖意识和传统习俗，无论有庙无庙、有神无神，他们都能以崇敬的心态，年复一年地朝着这块神奇的艺术圣地涌来。
本文作者：韩志强，系宝丰县交通运输局职工，传统文化爱好者。
编 后
马街书会是中国民间曲艺界的盛会，是“中国十大民俗”之一，国家第一批非遗项目。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关于马街书会的形成众说纷纭。究竟哪种更接近真实，需要不断的探讨和研究。求同存异，追根溯源，还原历史，是我们文化学者的责任和义务，其根本目的是让优秀的中华文化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助力我县“文旅强县”建设。同时也诚邀各界人士对宝丰优秀文化进行挖掘著文，讲好宝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