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化·视点
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人物形象，讲述典型事迹，营造生动环境，塑造人物性格，反映历史事件，描写自然景色，展现思维过程。日前，我县作家樊玉生先生的《乡间路戏》付梓与读者见面。作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写作蹚将刀客农村群体的宝丰人，我对樊玉生先生《乡间路戏》一书的语言特色有着独特的体会。
一、《乡间路戏》与《岐路灯》的语言风格
《乡间路戏》中地方语言的应用。在《远去的草房和瓦屋》中有：黄稗草、挑脊、压带、封山墙、土坯墙、夯土墙、垛泥墙、“吆五喝六地糟蹋了几瓶宝丰大曲”的“糟蹋”。《铁匠炉子打铁花》有：呼嗒呼嗒、抓钉、泡钉、小镢铲、老笨装。《伏牛山里铜器社》有：大那锅台、翘舌音、捞杆、一大白面、连打烧。《纺花车和织布机》中有：半坡扇儿、土里胀臌臌露出的红薯。《好酒出在咱的手》：荒原的故事飘逸着、先人血脉深处那种热烘烘的蛮勇气息，使得宝丰人胆气勃发。《还愿书》里写新媳妇：那屁股圆周周的、肉夯夯的、撅屁凹腰的……脸黑丧下来、心瓷。《杀猪过大年》：这猪被你啰啰叫了一年……黑老吊大锅……四肢攒蹄……逛蛋、铁刮子、枯搐。《红薯的记忆》中：扩牛腿、一窑红薯变成了菊花心……打瓦了、黄巴巴的脸、磨洋工、混日头混工分、返醒、黑蝎子、箔席、轩尖。《夜戏》中：猴斥猴斥、牢靠、充大蛋的骚货、黑油麻子。《拾麦》中：压凌人哩、露出一大秃瓢、搲点。另外还有：吃嘴猴儿、生瓜蛋子、殷实、刷子枯欻、耢子尾巴、娇秉、戗扬、麦秸又溜了一遍。冬呼啦、夏扑喳。垓子、翻起圪垯。门啦门啦、虚虚坦坦。老成锅、刮搲、一斧子坎到墨上儿、提斗。鳖虎脸、打个侧脚。叫魂、扎马牙、看邪病。料礓石、白甘子泥、庄稼干渴得蔫巴了、溅水、泡菜子、刷锅水、二道猫、闲扯皮……等等。
无独有偶，在宝丰历史上还有一位文学大家，就是长篇古典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李绿园（1707年—1790年），原名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号碧圃老人。清代文学家，原籍洛阳市新安县北冶乡马行沟，生于宝丰县宋寨村（今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家寨）。《岐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为清代文坛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歧路灯》的成功最典型的也是使用方言词语、俗谚熟语和歇后语。张生汉先生说：“十八世纪是汉语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言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和词汇方面，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具体到个别的词语上，它们在《歧路灯》中往往是近代的与现代的用法并存，原有的意义与新生的意义同在。”如：蛮腔蛮调、讨愧、旷外、差池、孩气、拘拘挛挛、憨头狼、唱过响戏、破命、出像、飞滚、没星秤、旱住了、锅口、杀才、萦记、冒猜、扯捞、张精摆怪、搦着、笼头钱、老苗、捣杂……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歧路灯》较好地体现了中原地域方言，其实也就是宝丰及平顶山一带的方言在18世纪的发展过渡性特征。这些大量的方言词语，读者尤其是河南籍的读者读起来亲切自然，回味无穷。反映着中原地域民众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蕴涵。形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语言风景线，称得上是中原语言的宝库。
除方言土语在大量使用之外，李绿园还把许多至今仍然流行在民众生活语言中的俗谚、歇后语纳入作品之中，为小说的场景描写、人物形像的塑造增光添色。李绿园已去世232年，据说他写作《岐路灯》是在杨家大院，樊玉生先生的写作《乡间路戏》是在春风大院，这样一部散文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宝丰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带着露珠、携着泥土味的词语，有的在叙事中起着决定作用，有的展示人物性格，有的描述宝丰西北部特殊的风土人情，樊玉生先生巧妙地楔入句子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丰富了文学语言，保存了宝丰农耕文化时期的一些根脉。
二、从“山药蛋派”看《乡间路戏》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小说派出现一个“山药蛋派”，又称为“赵树理派”“山西派”，或“火花派”，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该派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山西文艺刊物《火花》上。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与其他地区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樊玉生先生大量运用宝丰地区朴实的方言、俚语、唱段，其樊氏语言的风格跃然纸上，这是宝丰的“山药蛋”。仅从语言这一点来说，《乡间路戏》是成功的，他具有“唯一”性，带着樊氏的标签，使读者领略了多彩的语言背后还有如此鲜活的民间、民族性的语言风格。
孙谦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唯妙唯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樊玉生先生也是用独特的语言把父亲、母亲、砍一刀、冯大仙、司秉衡、张满堂等人物刻画得入脑入心。
三、《乡间路戏》与《乡关回望》
著名作家孙荪先生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在诸多故乡痴儿中，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散文奖的周同宾是最为痴情的一位。他出生于南阳市社旗县的一个小乡村，上大学、参加工作几乎没离开过南阳盆地。乡土文化一直笼罩着他的生存空间，他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甚至是思维方式都受到了“村文化摇篮的浸染”。
周同宾曾说，他所熟悉的唯有农村，唯有20世纪70、80、90年代的农村。可以说，那些集子里集结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绝唱。周同宾曾写作一部《一个人的编年史》，内容是从1949年开始，到1999年，或者说到2009年期间，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其中，大部分写的也是农村。他在《自序》中说：国家大事可能是历史的骨架，而黎民苍生的境遇，一个个小老百姓的生与死，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惧，则是历史的血肉、魂魄和底色，是历史的表情、歌唱或者呻吟。没有这些，史可能失其真，可能变得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好接近。他的《乡关回望》主要是回顾农耕文明时乡村的人、事、情、景，他说，我觉得过去别人发表的散文作品中没有见过这样的内容，我不写，把它遗漏了忘却了，不是很可惜？这就是乡愁，是对原始、古朴、自然的农耕文明的眷恋和追忆。
对于散文写作，周同宾说，要写出人性，写出自己，写出眼中的世界。好的散文，它同时有两种有质量的内容组成：一是它的内在品质，它所表达出来的接近灵魂的东西。二是它的语言，语言即是内容。语言自身就是内容。那些好的作家，语言是自成风格的。
樊玉生先生的《乡间路戏》与周同宾的《乡关回望》等散文的语言风格既相近，又有很大区别，他写的是他所熟悉的生活和经历，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集中，更深入，特点更鲜明。
四、贾平凹的“商州”与樊玉生的“宝丰”
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从《商州初录》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作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其语言特色非常鲜明，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以拙为美，注重词语的选择和锤炼，大量使用重叠词等等。这些特色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域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就是作品语言的口语化，并灵活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在《商州又录》中，“山顶的窝洼里，有了一簇屋舍，一个小妞儿刚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热蛋，眯着一只眼晴对着太阳耀”。“有蛇黑藤一样地缠在树上，气球大的一个土葫芦，团结了一群细腰黄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只松鼠就在路中摇头洗脸了”。“耀”和“团结”在这里都是动词，也是陕西方言中的特有用法，这些词的使用使得作品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他的这些口语化语言在经过匠心的加工提纯后，既平易朴素，又鲜活生气，富有民间气息和地域特色。在《夜籁》中，作者与陕北农民闲聊：
“今天地里干啥了？”
“翻地呗，天旱得厉害，地瓷得扳不开啊！”
“真苦了你了，这么大年纪了。”
“哪里！一辈子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多亏这茶呢！一天不喝几锅，头疼，骨头也散架了，这茶是农家乐，一喝乏劲没有了，百事都忘了呢。”
这段话把陕南方言集中提炼在人物的对白里和叙述中，由于作者剔除了陕西土语中难懂的语汇，又保留了其特有的俚俗色彩，使人读后油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仿佛将人带到陕南的山村中，陕南农村的乡风民俗所特有的气息朴面而来。
在《商州又录》中，“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里出走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面目。石头裸裸地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草木并没有摧折，枯死的是软弱，枝柯僵硬，风里的铜韵一般的颤响。”这里，山不是普通的山了，而是活了的奇丽的女子。在此显现出他的作品语言在俚俗之美后面隐藏着一种儒雅的底蕴，寄寓着一种气度雍容、开人心智、沁人肺腑的情趣。这种朴实的语言，抒的是真情，议的是至理，绘的是真景，写的是真意，因而生动逼真、亲切感人，最能引起读者共鸣，使读者受到感染、得到美的享受。
贾平凹作品的语言具有非常浓厚的个人特色，这与他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分不开。贾平凹所处的商州即今商洛地区，居关中和陕南间的秦岭南麓，在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中，是一个过渡、交叉性地带，这里是商州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贾平凹恰恰生长在这里，从小就受到最浓郁的商州文化的濡染。正因为如此，贾平凹的作品语言浑厚朴实，很少运用复杂难懂的词汇，较多地运用了口语、方言和一些独特的民俗传说。这一点，樊玉生先生与贾平凹的语言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的语言来自于中原，来自于虎狼爬岭的礓石蛋蛋里，来自于宝丰西北的石河、泥河、汝河水的灵气之中。
地域文化对贾平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语言也因此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地域文化之于樊玉生的创作是不竭的源头，这是他的起点，也是以后他的文学作品应该努力的方向。“宝丰西北部”这个地理概念在樊玉生构建的文学大厦中，正如贾平凹文中的“商州”、莫言文中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中的“湘西世界”，路遥的“黄土高坡”。每个成功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会拟化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这是创作成功的基础。
一个人的语言素养，是他写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质量的高下优劣。好的作家，拥有高超的语言表现技巧，他们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思想。每一个平凡的用语，每一个简单的字眼，在他们的笔下都能发射出耀眼的光芒，让读者产生美的享受。
贾平凹说过，创作之所以是创作，创是第一位的，作是第二位的，一切无定式，一切皆扑腾。他确实是一个不断“扑腾”、不断突破的作家，他的作品从不重复自己，每有新作都会引起文坛的兴奋和关注。从贾平凹的商州到樊玉生的宝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宝丰、苦难的宝丰、文化的宝丰，以及宝丰人的性格特点。
之所以把《乡间路戏》与以上几位大家相比，我是看到了这些文章中有“兼收”的东西，在与樊玉生先生的交往中，我知道他的确阅读了这些大家的作品。同时，还有他的同事说他平时注重阅读，每天都坚持，即使出差也从没“奢侈”过，说他连路边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厕所里的性病广告都会看了又看。有一次出差，房间墙上有一张倒贴的报纸，上面有一篇不错的散文，他倒栽着头硬生生把文章看完。
正是这样的杂读，才使他的文章丰富多彩。如书中大量运用的说书唱段和乡间俚语30段，对我印象最深有两段。
在《消失的砖瓦窑》里有：
天为宝盖地为池，人是阳间浑水哩鱼。父母养儿鱼产子，子孝孙贤水养鱼。兄弟和合鱼帮水，夫妻相和水帮鱼。六十年前都是人吃土，六十年以后土要吃人的。人吃土来土常在，土开口吃人么，后代可要哭哭啼。得了意的狸猫它欢似虎，落了魄的凤凰它不如鸡。攒下了金山它是催命的鬼，交下了亲朋它是护身的皮。昨夜晚脱下这鞋和袜，也不知明天清晨起不起。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也不定来早与来迟。人都是空着手来空着去，憋口气住到那棺材里，身下没有半领席。趁着胸口还有半口气，积点德，行点善，和睦相处家家喜。人活一世不容易，劝大家好好多珍惜。
在《拾麦》里有：
日月好比一张耧，摇到东头又到西头。阎王爷好比的那摇耧汉，从小鬼好比那曳耧的牛。世上人好比的耧中籽，摇来摇去摇到地里头。
这些语言不正是文字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劝世”作用吗？樊玉生先生巧妙地利用这些地方段子，为此书增色不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的语言特色是他长期积累、长期思索的结果。（作者系宝丰县作家协会主席、宝丰文学院院长） （202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