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艺·副刊
我的老家是杨庄镇石洼村，村子比较大，东西狭长，足有三里，中间有条铁路穿村而过。
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学校就建在村中间的铁路边上，大街北侧，是全村最有文化的地方。学校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教室，东面是一堵院墙，大门开在东南角，说是大门，只是开了个口子，没有门框也没有门。教室和院墙都是厚重的土墙，门窗的框全部用砖砌成。教室地面全部是原生态，课桌多数是自制的水泥板，少部分是厚实的木板，结实耐用。
那时候，全村两三千口人，村里的小孩儿都在这里上学，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班，在操场上集合时，乌压压一大片，有好几百号人。从小学到初中，没有升学考试，也没有家庭作业，童年的我们无忧无虑，课堂以外不是欢声笑语，就是嬉戏打闹，尽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记得院墙外那棵高大的榆树上，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钟，从黎明响遍全村的起床钟声，到白天准时响起的上下课钟声，还有晚上下自习那悠扬的钟声，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童年和少年。
那时候学费很低，记得上一年级只交了几毛钱。所谓学费其实只是书本费，没有那些多如牛毛的杂费。要是哪个学生家里一时没有钱，还可以先上学，等凑齐了再补上。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还可以免掉学费。
刚上学的时候，都是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反正那时候小孩多，出门就能碰上邻居的孩子，何况父母还要参加集体生产，也没有时间管你。因此，不管离学校远近，同学们都是自己背着小书包，晴天走着跳着奔向学校，下雨天披一块塑料布或戴个草帽，踩着大街小巷的泥泞，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学校，寒冬腊月踏着厚厚的积雪，边走边捧起路边干净的积雪填进嘴里，还扔雪团摔冰凌。放学回家就简单了，随着川流不息的人流朝前走，越走人越少，直至走到家门口，走进温暖的家。
记得从三年级开始上早自习。夏天还好，冬天经常是起五更，披星戴月，早上五六点就出门，此时的村庄还沉醉在黑夜的怀抱里。在火车站探照灯的余光里，即使没有月光，也能隐约看清前方的行人、树木、房屋和道路。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也有的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喊着，叫喊声吓跑了身上的寒冷，赶走了心中的恐惧，唤醒了还在沉睡中的学生们。走到学校的操场上，身上早已活动开了，等跑完操，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
那时候乡下停电频繁，在晚自习以及冬天早自习的时候，学生们每人点燃一盏父母制作的煤油灯照明。说是灯，其实就是把用完墨水的瓶子当容器，瓶口加上用铁皮卷成的香烟那么粗细的管，管上带个铜钱或是圆形的薄铁片，穿上棉芯，拿火柴一点，黄豆大小的火苗上就会出现细细的黑烟线。记得教室里总是弥漫着几十盏煤油灯燃烧的味道，空气中隐隐漂浮着黑色的浮浊物，下课以后，不少学生的脸上都沾有星星点点。写作业的时候，如果距离太近，一不留神就会被燎了头发，马上就能闻到一股焦煳味儿。
当时教过我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村里的民办老师，收入虽然不高，责任心却极强，批改作业，定期家访。由于都是一个村的，脸熟面花，知根知底，家访非常方便，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民办老师，学校还有几个有名望上了年纪的公办老师，都是从外村调来的，他们不但要上课要批改作业，放学后还要自己生火做饭，非常艰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时会想起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们，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老师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挨着学校的安姓一家，也非常让人难以忘怀。
记得那个温馨的农家小院有一口压水井，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宜人的春秋，即使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每当下课铃一响，经常有口渴难耐的学生成群结队跑进去压水喝水。学生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门打扰，真是难为了人家，但家庭主妇态度极好，总是和颜悦色，不仅没有一点嫌弃，反而热情襄助。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学校，后来又离开了村子，再后来又漂泊异乡，不管走多远，心里都一直牵挂那上过七年的学校。时至今日，虽然曾经的学校已不复存在，但脑海中的记忆仍十分清晰，甚至越来越清晰。
怀念在村里上学的快乐时光，感恩教给我知识的每一位老师，难忘多次喝过水的那个温馨的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