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艺·副刊
“爸爸，我家今年贴啥春联呢？”
“今年我家不贴春联。因为你奶奶去世了，我们家连续三年都不贴春联；如果贴，就要贴用绿色纸写的春联。”
“那为什么呀？”
“纪念老人的。这是我们的风俗。”
家乡的这个风俗从什么时代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是这个古老的风俗我是遵循的，怀念老母亲的泪是有的。
半年前，老母亲溘然长逝。半年多来，母亲的音容笑貌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20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出生在一个较为宽绰的中农家庭。与千千万万个农村老人一样，母亲的一生带着时代的印记——勤劳、节俭、善良，还有些唠叨。她没有上过学，却重视教育。小时候，她经常给我们讲有关学习的故事。
记得母亲说，她们村中有一户人家清末出过一个秀才，秀才过年写春联、帮助乡亲们料理红白事，一家几代都受人尊敬。我问秀才长得啥样子。母亲说：“啥样？都是人，当然是人样儿了。”弄得我呵呵地笑了。
还说一户人家省吃俭用，供给儿子上学。儿子上学每天要经过自家的麦田，老子问儿子自家的麦子长得怎么样，儿子竟然回答不上来。气得老子拿起笤帚疙瘩打儿子。儿子委屈地说：“天天走着路背书，哪有闲空看麦子长得是啥样？”老子这才原谅了儿子。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成了一名大夫。
我上小学时写作业，有一次母亲凑过去看了看，说：“这是‘春’字儿吧？”我说：“是的。你不是没有上过学吗？”母亲说：“才解放时，俺们上过‘识字班’（扫盲班）。”她还说，由于女孩子们得在家纺花织布，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我能清晰地记事时已是20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地承包到户，各家种各家的。如果农忙，小孩子们都要干活儿的。而我一旦说写作业，母亲就“恩准”我，不让我干活。
对小孩子们来说，那时候的农活提起来都犯怵。割麦用镰，大人们每次排三五行，小孩子们根据年龄大小，排的有一行的、有两行的，就这也往往被落在后面，弄不好镰刀还会割伤手。
给玉米苗施肥时，先用锄头在一棵棵玉米苗根部挖个小坑儿，再用小汤勺或者铲锅刀搲些碳酸氢铵放在小坑儿里，然后再用锄把小坑儿覆盖住。小孩子大多干的是丢放碳酸氢铵的活儿。碳酸氢铵呛人眼鼻的滋味、玉米地里的滚滚热浪凑成了别样的交响曲。
我上初中了，学校离家有五六华里。学校没有住宿条件，没有早自习，没有晚自习，更没有午自习。每天来来回回都是步行。我十分固执，坚持每天早上7点前去上学。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卖早餐的，母亲就在5点多钟起床做饭。春秋天尚可，冬天的凌晨5点钟，天还没大亮，天寒地冻，母亲坚持早起做饭，唯恐耽搁了我上学。有一年冬天，母亲疏忽了自己手的保养，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她舍不得买防冻的护肤品，便从楝树上够些楝子用水泡泡，然后在手上揉搓，过了几天，好了许多。
前年的秋冬之交，老母亲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出院时，主治医生说：“你们家老太太恐怕熬不过春节。”好在经过精心的护理，老母亲熬到了盛夏。在最后的一个月里，老母亲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说，似乎默默地在与死神商量着什么。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半年多过去了，迎来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我的泪又流了下来。（郭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