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艺·副刊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溯烽火岁月，鲁迅以笔为刃在文化战场竖起的精神旗帜，至今仍闪耀照亮着民族前行的光芒。他的文字与思想，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扎根于抗战现实的锐利武器，每一篇作品、每一次发声，都记录着对民族危亡的焦虑与抗争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鲁迅便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公开谴责日寇暴行：“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损害，是很大的，无论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的方面都是如此”。彼时社会仍有沉默与观望，他的表态如惊雷般打破沉寂，既戳破侵略者的虚伪，更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这种“见义敢为”的敏锐与果敢，成为他抗战精神的起点——在民族危难面前，他从不让文字缺席。
此后，鲁迅以犀利笔触持续揭露日军暴行与当局的妥协。《“友邦惊诧”论》中，他字字铿锵地罗列事实：“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文章不仅撕开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更痛批国民党当局“友邦惊诧”的荒谬逻辑，直指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软弱。他深知，抗战不仅是军事对抗，更需打破思想迷雾，让民众看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该走怎样的路。
鲁迅对抗战的思考从未停留在表层，他始终警惕国民品性中的麻木与虚浮，1932年结合青年抗日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直言做事需“认真点”“务实些”。他批判那些仅靠口号“作秀”的行为，强调真正的抗战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无论是前线杀敌，还是后方支援，唯有摒弃空谈、埋头实干，才能凝聚起民族的力量。这种对“务实抗战”的倡导，源于他对国民品性的深刻洞察，也为当时的抗日浪潮注入了理性力量。
1934年，“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时，社会弥漫着悲观情绪，鲁迅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予以回击。他在文中高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番话如强心针，唤醒了民众对民族精神的自信，让人们明白：抗战虽艰，但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不屈的脊梁，胜利的希望始终存在。
在文艺战线，鲁迅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既号召文艺工作者团结抗日，又坚守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同年10月1日，距他逝世仅18天，他仍联合21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摒弃门户之见、共赴国难。即便生命垂危，他仍以文艺为纽带，凝聚起文化界的抗日力量。
此外，鲁迅甘当“人梯”，扶持抗战文学新人。他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作序，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让这些饱含抗战精神的作品得以广泛传播，为抗战文学注入新生力量。
鲁迅的抗战精神，是思想的觉醒，是行动的担当，是文字的锋芒。8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的作品，仍能感受到那份穿透时空的力量——它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需保持清醒的认知、坚定的信念与务实的行动。这，便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
(聂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