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艺副刊
过了年，嘴里的油水还没全消，心里头便盼着二月二了。正月里头，母亲是不许我们动剪子的，连头发长得不像个样儿，她也只是嗔怪地看一眼，说：“留到二月二，剃个龙头，好兆头。”
其实，那年月，我们孩子家，盼二月二，盼的哪里是剃头？盼的是头天晚上那一声声爆裂的、清脆的响动——炒豆。
到了二月初一的傍晚，日头刚落，院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而金黄。母亲便会从里屋的瓦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金黄的玉米或滚圆的黄豆来。她把这些宝贝倒在锅簰上，仔细地挑出那些瘪的、坏的。那被选中的豆子，颗颗都肚子滚圆，煞是喜人。
接着，便是我们最期盼的时刻。母亲将铁锅坐在炉火上，待锅热了，就将那挑好的豆子“哗啦”一声倒进去，然后便用那把用了多年的锅铲，不紧不慢地翻动着，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起初，豆子们还只是安静地、懒洋洋地打着滚，渐渐地，随着锅温升高，热气透了进去，它们便开始不安分起来，在热锅里噼噼啪啪跳跃起来，那一声声清脆的爆裂，听在耳里，好比过年的鞭炮让人欢喜。香气，就在这爆裂声中，肆无忌惮地钻出来了，飘到院子里，钻到我们的鼻子里，勾得我们几个孩子哪里也不去，就扒着厨房的门框，一个劲儿地咽口水。
母亲边炒炒豆边念叨：
二月二，敲屋梁，
日头出来明晃晃。
家里烧锅炒炒豆，
蜈蚣蝎子无处藏。
掉到锅里炒熟了，
留下豆子满锅香。
母亲解释说，这炒的，叫“蝎子㞘（dū）”，就是那些毒物的尾巴。二月二，惊蛰过了，虫蛇都醒了，把这豆子炒得焦焦的、脆脆的，便是把那些蝎子、蜈蚣的毒尾都炒死了。孩子们吃了，这一年便不会被它们蜇伤。我们听得半信半疑，只觉得那滚烫的、酥脆的炒豆是真的，是过年之后最顶级的零食。不等放凉，便抓一把塞进嘴里，嘎嘣脆响，满口生香。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二月二的正日子，天刚朦朦亮，村里就有了动静。男人们、孩子们，都往镇上的剃头铺子走。平日里冷清的铺子，这天总是挤满了人。剃头匠李师傅，这天也格外精神，手里的剃刀上下翻飞，嘴里还念叨着：“剃掉旧岁，龙头高昂，一年都精神！”我们这些小孩，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看着镜子里头发一缕缕落下，仿佛也真觉得自己换了个“龙头”，要干出一番大事似的。
剃了头，吃了早饭，大人们便要忙另一桩大事——上坟祭祖。父亲用篮子装上香烛、纸钱、供品，还有一碟新炒的炒豆。临出门时，奶奶总会递上一叠裁好的纸条，有红的，也有白的，让我带上。到了祖坟前，父亲摆好供品，点燃香烛，神情肃穆地跪下磕头。我们小孩也跟着跪下，有模有样地磕几个。磕完头，父亲从篮子里拿出那些红的、白的、黄的纸条，小心翼翼地系在坟头的蒿子、迎春花等的枝条上，或是用土块、石块压在坟头。风一吹，那些纸条便“簌簌”作响，白的象征子女辈，黄的象征孙子辈，红的象征重孙辈，上坟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丁兴旺。那白的红的黄的纸条，在一片葱绿的初春的田野上，格外显眼。我不懂这深意，只觉好看。后来奶奶告诉我，这红白纸条，是给祖先送去的春天的衣裳，也象征着咱这家族，红的火、白的根，一代一代，兴旺不绝。
从地里回来，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的奶奶，便笑眯眯地朝我们招手：“来，乖，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们唱个童谣。”奶奶眯着眼，望着远处的天空，慢悠悠地唱起来：
吃嘴妮，怕纺花，
天天都把年下巴。
过了年下巴十五。
过了十五没啥巴，
搬个纺车去纺花。
忽楞想起二月二，
一下笑个仰摆叉！
那苍老的、带着豫西土音的民谣，我们听得似懂非懂，在暖洋洋的阳光里，一阵傻笑回荡在故乡的小院，迷倒了我们的童年。
如今想来，那炒豆的香，那剃刀的凉，那坟前红白纸条的簌簌声，还有奶奶那苍老的童谣，都融在了一起，成了二月二这一天，最清晰的记忆。那不是简单的吃食，也不是繁复的仪式，那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敬畏，对祖先的追思，对未来的期盼。他们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寄托在一个“龙抬头”的名头里；把对平安的祈求，炒进了一颗颗焦香的豆子里；把对家族的延续，对先人的哀思，系在了坟头随风飘动的纸条上，维系着那份永远割舍不断的乡愁。
今年的二月二，龙抬头与春分出现在同一天，在传统文化里，便是双龙同春。老辈人常说：“春分遇龙头，一年好兆头。”一边是苍龙醒，阳气升腾，一边是昼夜均分，春色正浓，愿这份双倍的春意和鸿运献给天下所有的好人、献给伟大的祖国。 （徐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