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文艺·副刊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高中毕业回到小店乡（现为杨庄镇）石洼村，适逢农村正在推行土地承包，家里分到了8亩责任田。当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弟弟还在上学，由于父亲在县城工作，17岁的我就和三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听着大喇叭里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了与扬场放磙、犁耧锄耙打交道的日子。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家里饲养了500多只白来航母鸡，种了一亩多蔬菜，房后有一沟莲藕，整天起早贪黑，唯一的愿望就是早点过上好日子。那一年的冬天，我还参加了全县第一次勤劳致富表彰大会，时任县长侯邦为我们佩戴大红花，我激动万分，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农村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努力早日成为万元户。
1984年春节刚过，村长通知我参加乡里成立的业余通讯组，负责本村的新闻报道。那年的三夏时节，六组的赵长发和媳妇去粮所交公粮，工作人员一时马虎多付了300多元钱，被他们当即退掉了。村支书知道后很高兴，就让我写个东西宣传一下，我听了也非常感动，就按照写记叙文的方法，写了一篇小通讯《小两口退款风格高》，寄出没几天就在省电台《农民之友》节目播出。几个月后的一天，秋雨淅沥，我去邻居家串门，看到墙上糊的报纸上有一篇介绍某地发展农村运输业的文章，我想村上也有不少人在火车站搞运输，是不是也能写个稿子呢？回到家就比葫芦画瓢写了一条消息，寄出不到一星期，《河南农民报》就以《火车站旁毛驴车队》为题在一版发表。
由于通讯组里只有我在省级媒体发了稿，在乡里很快轰动一时，引起领导关注。过了没几天，乡党委秘书和政府秘书来到我家，通知我到乡里当临干。当时，善良的父亲怕我水平不行难以胜任，就直接拒绝说“他那两下子干不了”！幸亏在外闯荡多年的大伯正回乡探亲，及时把父亲叫出来开导说:“孩子出去干不好还能回来种地，在家里干不好你叫他去哪儿”？感谢大伯一句话定了乾坤。
半年过后，适逢乡团委换届，我有幸当选为团委副书记，那一年才23岁。在乡里的一年多时间，接触到很多新东西，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充满阳光。这期间，我在省市新闻单位发了20多篇稿子，大部分是发在《平顶山日报》和平顶山广播电台，开始有了一点小名气。到了年底，县烟草公司李金报书记把我要去写材料，从此便与烟草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惜的是，早期发表的那些稿子现在都找不到了，只有与当年的同事和朋友在一起聊天时，才会偶尔被提及被追忆。不经意间，那个年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梦中的影像和无尽的思念。
有人说，80年代宛如春风，激发前进希望，激励你我生活，这话一点不假。从农村出来到乡里到县城，我当了四五年临时工，直到有一天领导突然告诉我被转正了。非常感谢那个时期无私帮助过我的每一位领导和朋友，也十分怀念那个清澈如水、激情流溢的80年代，人们充满理想，社会风气清新，不唯文凭、不唯身份、不唯资历，不用托关系走后门，仅凭几篇发过的新闻稿子就能改变人生，就能决定命运！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烟草局领导以及中外著名烟草专家，多次到宝丰考察指导，省市烟草局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来的次数更多。宝丰的烟叶生产水平提高很快，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多次在宝丰召开现场会，吸引了几十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这些都是很好的新闻素材，我因此写了不少稿子，报刊采用的也比较多。其中，反响比较大的有：在《人民日报》加花边发表的通讯《不“战”而胜夸宝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访谈录《抓住机遇就是财富》，在《经济日报》二版头题发表的人物通讯《“烟王”张仁义》，在《半月谈》杂志配压题照片发表的通讯《烟叶王国争气歌》，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的纪实《在质量品种效益上做文章》。其中《不“战”而胜夸宝丰》还配有编辑点评《有质量才能不“战”而胜》。1990年，在《平顶山日报》一版连续发表“宝丰烟叶生产系列调查”，第一篇在头题发表并配有编者按，其余四篇在倒头题加花边发表。值得提及的是，仅1993年一年，我在《平顶山日报》就发了7个一版头题。
至今我还非常怀念在县烟草公司当办公室主任的那几年。当时，上级在宝丰开会多，办公室办会的任务比较重，办公室的摊子也比较大，选拔的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有才华有激情有干劲。除了正常工作之外，我还带领大家写新闻，像李建国、杨国辉、褚瑞娴，还有已经离开我们的王冠军，发稿子都比较多，有些还配有编者按或评论。
转眼到了世纪之交。1999年初夏时节，我作为特邀代表到广东澄海参加国家烟草局召开的《中国烟草》杂志社工作会议，并作了典型发言，苗绿社长遂提出让我去挂职锻炼。
到北京后第一次出差，是去厦门参加全国烟叶工作座谈会，福建省邵武市公司在会上展示了优质烟叶样品。晚上吃饭时，国家烟草局局长倪益瑾看到我和小乐同志就说：“会议结束后你们俩不要回北京了，直接去邵武搞个实地采访，要向全国宣传邵武的经验”。之后，我写出了5000余字的通讯《邵武烟叶俏起来》，国家烟叶公司陈江华经理说“内行看了能学到经验，外行看了也能明白”。这篇稿子也在福建引起了较大反响，《福建烟草》杂志主编陈秀琴老师给杂志社领导打电话，说稿子这样写既有典型性又不会造成先进典型的孤立，福建上上下下都认为写得不错。也正是这篇文章，让他们对我这个县里来的“泥腿子”也刮目相看了。
在杂志社的一年多时间，我北至东三省南到珠江畔，上至国家局下到县公司，跑工商业，跑烟叶产区，跑科研单位，还走出国门去柬埔寨采访，采写的新闻有通讯、侧记、访谈录和深度报道。这里边，《邵武烟叶俏起来》和《许昌“2·29”打假之后》配有编后语，《理财之道，兴企之策》配有编辑点评。我记得在杭州、昆明、南昌先后采访过国家烟草局三位副局长。我还与《经济日报》许宝健老师合写了一篇分析性报道《烟叶太多了，为啥还要种》，在《经济日报》一版头题用醒目标题发表，引起较大反响。文章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在早间的新闻节目中播出摘要，《文摘报》等一些报纸还先后转载。
一位诗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些年，我喜欢新闻写作，虽然一直是“土八路”，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仍然乐此不疲。现在回想起来，是写新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奠定了工作和生活的基础。
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身上的农村烙印十分明显。比如，朴实率真的性格、吃苦耐劳的作风、容易满足的农民情怀，已经渗透进、流淌在我的血脉里。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还是喜欢农村独有的乡土味道，下乡还是喜欢与农民聊天交流。由此，我写的文章大都平铺直叙，原汁原味，鲜有雕刻和修饰。
我非常怀念我的父亲。父亲是个文化人，学富五车，温文尔雅，早些年是县里有名的秀才，成语典故信手拈来。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从小我就喜欢读书看报，上学对作文课有着浓厚的兴趣。父亲对我要求很严，从小到大，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总是用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审视我，用他的标准来要求我，恨铁不成钢。对我写的稿子也是这样，总认为质量太低，不能看。无形中促使我笨鸟先飞，以勤补拙，丝毫不敢懈怠。难忘2001年那个初夏，患重病的父亲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一天下午看了我拿来的杂志以后，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有几篇文章要不是署有你的名字，我还以为是《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呢。这也算是老人家一生对我的最高评价吧。两个月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回顾那些年的新闻写作道路，虽大部分时间属于“新闻爱好者”，却孜孜矻矻，风雨兼程，不在意寒暑秋冬，不在乎山高水长，步履踏踏实实，脚印依稀可见。
一路走来，真诚感谢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领导。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和蔼可亲的班主任孙会云老师把自费订的《解放军文艺》杂志借给我阅读，每期都是他一看完就给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贫穷的农村看文学杂志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孙老师借我的《解放军文艺》更显得弥足珍贵。上高中期间，大名鼎鼎的许清忠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博学多识，治学严谨，讲课抑扬顿挫，很有大家风范，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课，许老师对我也厚爱有加。初学新闻那会儿，村里的文化人、身边的领导和同事，都是我求教的老师。记得县委宣传部李虎勤老师还借我一本《新闻采访方法论》，后来又指导我鼓励我。
感激当年火热的宝丰烟草事业，是那辉煌的岁月培养了我，是那干事创业的环境造就了我。感激县烟草公司的张仁义经理，重视新闻报道、支持新闻报道，使我没有虚度年华。后来，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多了，又接触到一些新闻界的名家大家。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1990年代初，在新华社一座幽静的小院里，曾两次拜访中国新闻界泰斗、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笑谈新闻写作，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人民呼唤焦裕禄》，穆老侃侃而谈，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1996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到中国美术馆参观穆青摄影展时，又幸运地遇见穆青老人，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在场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并分别合影留念。
难忘那些年，难忘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