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意渐凉,丰收在望。9月23日迎来一年一度秋分时节。这一天,不仅平分昼夜,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丰收期盼。自2018年起,秋分被赋予新的意义——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而在古代,虽无“丰收节”一说,但庆祝丰收的节日始终存在,那便是秋社。
“古代丰收节”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五谷丰登是人们最迫切的愿望,人们通过特定仪式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据《孝经·援神契》载:“社者,五土之总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而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所谓“社”,便是部落集中表达对土地与农耕感恩之情的场所。相传共工氏之子句龙,在洪水肆虐之际率民众筑丘垦荒、抗御水患。高地之上,每25户立为一社,“社”字由此诞生。句龙故后,被百姓尊为土地之神。
周代是秋社活动形成规范传统的关键时期。《周礼》明确规定了“春祈秋报”的传统:春社祈求风调雨顺,秋社则酬谢神恩、庆祝丰收。此时的秋社已超越原始部落活动,升格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典礼。
到了汉代,社日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汉武帝推行夏历后,将秋后第五个戊日定为秋社,并纳入国家祀典。各地随之广建社坛,由地方官员主持活动,官民共同参与。庄重的仪式与民间的热情在此交融,使秋社成为连接国家治理理念与乡土情感的文化纽带。
魏晋南北朝时,社日活动逐渐浸润了浓郁的民俗色彩。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有“秋分以牲祠社……盛于仲春之月”的记述,可见当时秋社的热闹程度超越春社。鼓乐、歌舞、宴饮等民俗活动融入秋社仪式,庆祝丰收的喜庆氛围日益浓厚。
唐代堪称社日发展的鼎盛时期。朝廷将其定为“法定假日”,全国放假一天,官民同庆。诗人王驾在《社日》中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诗句,生动勾勒出当时全民欢宴、尽兴而归的盛大场面。
宋代更是将社日活动推向新高度。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丰富多彩的节庆形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描摹了当时汴梁秋社的盛况:“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除此之外,妇女回娘家、互赠社糕和社酒等习俗也蔚然成风。
元代以后,社日整体渐趋衰微,官方对春社、秋社的重视程度均大打折扣。虽在民间仍有存续,但其规模与影响力已远不如前。明代曾一度重拾社日传统:朱元璋因少时受土地庙庇护,下令全国广建土地庙,《明史》亦记载了皇帝参与相关活动的场景。然而,这一复兴却加速了社日形态的分化——春社因与二月二的传统时间相近,二者在民间逐步融合,相关活动得以延续;秋社则因缺乏明确的时间关联依托,在民间渐渐淡化。
清代,社日进一步式微。朝廷虽保留与土地农耕相关的礼仪活动,但民间社日多被其他节庆吸收。顾禄在《清嘉录》中写道:“中元,农家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可见秋社中感恩土地、庆祝丰收的习俗,已融入中元节等民俗节日之中。
近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加速了传统社日的淡出,但在广袤乡野间,其文化印记并未湮灭。社戏的锣鼓、庙会的喧腾,至今仍承载着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与对丰收的喜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古代的秋社到今日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变换的是庆典形式,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土地的感恩、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晓炜)